逃离传销组织的人：女子被骗钱没脸回家，担心被“追杀”四处流浪

　　从传销组织逃出来后，刘霖意识到，自己回不了家了。

　　辗转过陕西渭南、榆林，浙江杭州、宁波，广西南宁、玉林等几个城市后，她在江苏某市一处旧居民楼里躲了起来。这里距她的山东老家476公里。

　　房子是租来的，每月350元钱。房间不大，只有30来平米，摆着一张单人床，外加一个简易衣柜和一张木桌子。窗户很小，整个房间经常黑黢黢的。刘霖29岁了，她几乎没有社交，绝大多数时间会躺在床上刷手机，对着各种视频哈哈大笑或痛哭流涕。

　　刘霖说自己是“传销难民”，就是“被骗了钱没脸回家的人”。她投到传销产品里的近20万元，都是从父母手中“骗”来的，那是老两口将近3年的工资。她无法原谅自己，但也没有能力把这笔钱还给父母，于是索性找个地方躲起来，靠着偶尔在超市打短工维持生计。

　　她兜兜转转过几个城市，但每个地方都待不长久——她总觉得“组织”里的人会找到自己，只好打游击一样不断更换城市。找到那座城市里最便宜的房子，不得不外出的时候，就戴上口罩、帽子和假发出门。她不想认识新的朋友也很少和家人联系。只有在没钱交房租的时候，她才会想起他们。母亲劝她回家，她总说再等等。

广西南宁的一个公园内悬挂的警示传销标语。摄影：林樾

　　在外“流浪”的日子久了，刘霖发现，身边有不少和她一样的“传销难民”，有人在异乡打工，有人四处流浪，也有人再次陷入传销骗局。但相同的是，几乎每个人都想用罩子把自己遮起来，最好和谁都不联系，任谁都找不到。

　　在江苏这大半年，她和一只名叫强强的土狗为伴。狗是刘霖捡来的，她觉得，自己跟它一样，“孤苦无依，不配活在阳光里”。

　　逃离“组织”的人

　　那个把刘霖带进“组织”的男孩，是她在网上认识的。

　　初中毕业后，刘霖就离开了校园。彼时在她的家乡——山东省西北部的那座小城，大部分同龄人都还在读书。刘霖发现自己在社会上很难交到朋友，尤其是男朋友。她把这归因为自己太胖，外加性格有些孤僻。

　　2019年时，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在北京某电子厂打工的男孩。对方追了她几天。没过多久，两人约好在北京见面。刘霖谎称出去打工，找父母要了些钱，独自乘大巴车到了北京。她在约定的地点——八王坟长途汽车站等了大约两个小时，男孩终于出现了。和他一起的，还有一个中年男人。

　　男孩说，这是自己的“姐夫”，刘霖没有怀疑，和他们坐上公交车。一路上，男孩没说几句话，态度跟网上判若两人，刘霖以为是他“太紧张了”。旁边的“姐夫”说了句：“我们现在去厂里的宿舍。”

　　刘霖记不清转了几次车，终点是位于燕郊的农村。男孩和“姐夫”将她带进一个四合院，院里密密麻麻晒着数不清的衣物，所有房间的红砖都裸露在外。男孩将刘霖带到一间屋里，地上满是榻榻米地垫，一床床被子紧紧贴放在墙根处，20多平米的房间里挤着十几个人。

　　刘霖当时被骗进的传销窝点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这时一个被称作“主任”的人出现了。他先是让大家安静下来，接着操着东北口音讲了几句欢迎词，满屋子的年轻人噼里啪啦地鼓掌欢迎刘霖。刘霖以为是厂领导来了，她想找那个男孩确认下的时候，发现男孩躲在角落里，一直没有抬头。

　　刘霖一脸蒙，她被迫唱了首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》。唱完后，刘霖注意到，那个把自己约过来的男孩被带走了。她也想跟着走，可门却上了锁。主任说：“走啥呀，他喜欢你，才让你在这里挣大钱。”

　　刘霖这才意识到，这里可能不是厂宿舍，甚至不是什么正经地方。

　　接下来的几天，她过得很滋润，同屋人不仅给她铺被子，还给她洗脚和按摩。不到一周，她突然被拉到一个房间听主任讲课。课程也简单，就是让大家先买一套2900元的化妆品，然后再发展下线购买。按照主任的说法，“只要发展下级，每年能挣几百万。”这时刘霖意识到，自己被卷入了传销组织。可她出不了门了。偶尔出去，身后也会有人一直跟着。

　　她找到主任说想走，对方一开始还心平气和地劝她，几次过后就没了耐心，甚至让刘霖同屋的人打她。刘霖记得自己被扇过脸、被用脚踹、被用杯子砸过头，手机也被没收了。那个将她带来的男孩，再也没出现。

　　对传销组织有了些了解后，她得知，自己入的是“北派传销”——这个派系经常限制人身自由并殴打他人;“南派传销”则更多是深度洗脑，很少控制人身自由。

　　失去逃跑可能后，刘霖转而想着靠投资争取出逃机会。她找主任要来手机，在对方的注视下，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她骗母亲说手机出毛病了，得换新手机，母亲二话没说转来3000元。她将其中的2900元交给主任。而这点儿钱对主任来说太少了，根本无法获得信任。那之后，刘霖又以开网店为名，陆续找父母要钱。

　　她是家中的独生女。父母在一家效益一般的工厂上班，工资加在一起不过6000多元。9个月时间里，他们给女儿转去20多万元，其中17万投到了所谓的产品里。

　　靠着投钱，刘霖在组织里颇有了些地位，主任对她的管束也慢慢放松起来——她至少可以在院子里随意转悠了。2021年7月的一个上午，看到大门没上锁，她逃了出去。

　　当时，刘霖手上还有两万多块钱。她直接拦了辆出租车到了首都机场。之所以不回家，是以为觉得没脸回去。从那一刻起，刘霖就知道自己没家了。

　　她想到在陕西有个网友，就马上和对方联系飞到了西安。在西安待了一周，网友不想收留她了，刘霖只好离开。她在西安的城中村租了间房子。其间，主任打来电话，威胁说有她的身份证号，“你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、整死你，敢报警就整死你家人。”

　　刘霖怕了，她对父母谎称换了城市做生意。不到两个月，她手头的钱花完了，又担心被“追杀”，只敢去超市或做仓管打零工。每次辞工，她都换一个城市，找个便宜房子租下，再找一家超市打几天短工。“不算房租和电费，我每天花费只要十几元，吃的多是馒头和面条。”刘霖说，即便生活成本降到最低，有时她还得靠父母接济。

　　但她不会告诉父母自己的具体位置，也几乎没有社交。父母多次劝她回老家嫁人，她找借口说没挣下大钱，还不能回去。

刘霖至今保留着当初在传销窝点偷拍的照片。受访人供图

　　最近她在网上又认识了一个男孩，两人从网友变成了恋人。特别无聊的时候，她会到400多公里外的那个城市找男友，待上几天，再回到自己租房的城市。

　　男孩不忍心看她一直东躲西藏瞒着家人，就把有关传销的事情告诉了刘霖父母。父母震惊之余表示接受，但刘霖还是不愿意回家，她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。眼看在江苏待了大半年，连份工作都没找到。时间一久，她索性连门都不想出了。

　　“难民营”

　　常诚想回老家。可远在老家的亲戚听说他参与传销并骗了家人后，再也不想和他联系。侄子甚至放话出来，“你哪天死了，我也不会管你的。”

　　从那天起，常诚知道，只有还了钱才有可能回家。

　　他是安徽人。早年有过一段婚姻，但因为和妻子总要不上孩子，几年后便离婚了。前妻一走，常诚独自住在农村老宅子里。和两个哥哥很少来往，侄子偶有闲暇会去看他一下。

　　他想再找个女人，可没人愿意和一个潦倒的农村老汉在一起。学会用智能手机后，他迷上了社交软件。社交软件上，一个中年女人说想和他生活在一起。常诚像是看到了光，他带上全部存款5000多元，在2020年夏天，去了河南一个地级市。接着，他被那个女人带进了一个挤满了中老年男人的单元。简单的欢迎过后，老大讲起了课。

　　几乎同样的套路，老大让他们推销一张3000元的学习卡，自称上面涵盖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精品网课。模式也简单——自己先购买，再去发展下线。

在传销窝点上课的老师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听完课，常诚马上意识到这是传销，但他舍不得离开那个带她加入“组织”的女人。于是，他以生病为由，从哥哥和侄子那里，陆续骗了5万多元。用这些钱，买了十几张学习卡。事后回想起来，常诚说这个窝点属于“南派传销”，并没太控制自由。他在里面待了一年，一个下线也没拉进来，而不久，那个女人也消失了。

　　从传销组织出来后，眼看家人不欢迎他，56岁的常诚试图在异乡打工。但这太难了，他一没技术二没年龄优势。后来，他听说宁夏贺兰县有个传销难民收留点，就按照网友提供的地址找了过去。

　　所谓的收留点，是一家快递的分拣大棚，位于贺兰县一个高速出口附近。

　　在很多传销人员眼中，贺兰县犹如圣地——这里的传销头目，打着西部大开发旗号，以自愿连锁经营为名，要求参加者“每一单投资33500元，回报300万至500万”。很多上了当、欠了钱的人从窝点逃离后不敢回家，便留在当地成为难民。在贺兰，总有源源不断的新人被骗来，这些出逃的“难民”没了价值，传销头目也懒得再找他们。

被骗去参与传销的人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常诚在贺兰找工作。招工的人上来就问，“你搞了什么传销”。他觉得难以启齿，一时语塞。对方笑笑，“没啥丢人的，在这工作的几乎都是传销难民，这就是个难民营。”

　　常诚于是留了下来。一天干12个小时，能挣80元，日结。

　　一起分拣快递的人中，被骗几万、几十万的大有人在，被骗上百万的人也能找出好几位。“有人把房子、车子全押上了。”常诚说，很多人都不想回家，至少在没挣到钱之前。

　　但想靠分拣快递东山再起，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。因此很多人在分拣了一段时间快递后，又去找别的工作了。其中一个“难友”去了房产中介，目标客户以传销人员为主——贺兰县最高峰时，曾同时存在着2万多名传销人员，这些人都需要住处。

　　作为传销受害者，他当然知道通过他租房的人，多是传销头目，但他仍然热衷于为他们找房子。看着街上那些扛着大包小包的外地人，他知道这些人最后会和他一样，沦为传销难民。也有“难友”从分拣快递的大棚出来后，跑起了黑车。他的目标客户也是传销人员。他开的那台车，不仅要去接外地被骗来的人，还要经常拉着新人考察贺兰县城。

　　所谓的考察，就是传销头目对着县里的公共设施，为新人进行“解读”。

　　比如，贺兰国际饭店有60个窗户，传销人员就会暗示说，这个行业要60张身份证(下线)就可以年入千万;在贺兰县欣兰广场，传销人员看到几级台阶，就说这是政府暗示要晋级;他们甚至对着分开的几支树杈，说是寓意着拉几个人过来。

　　开黑车的“难友”当然知道是假的。但他不会揭穿，有时甚至还会配合传销人员的说辞。

　　常诚本来也想找点儿来钱快的活儿，但他什么也不会做。分拣了一段时间快递后，有“难友”想拉他继续做传销。但他怕了，不想再蹚这趟浑水，于是揣着1000多元去了河北沧州。

　　在沧州找不到正经工作，他又辗转到了300公里外的河北邢台。在这里，他跟着一个装修队，负责往客户家里运送贴地板的沙子。这是个苦力活，常诚没干多久就辞职了。失去这份工作后，再便宜的房子他都租不起了，只得蜷缩在架桥下、烂尾楼里，以及任何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公共场所。

　　“和要饭没什么区别。”常诚自嘲。白天他还是会去劳务市场转一转，用做日工的钱维持生计。他也没什么家当，无论去哪，一个蓝色行李袋，就全部搞定。

　　回不去的家乡

　　在传销难民圈里，有人早就放弃一夜暴富的幻想了，有人却仍不死心，周伟民是后者。

　　他目前住在山东乳山银滩——这是一个拥有大量空置海景房的地方。近些年，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吸引了众多传销组织到此“创业”，银滩也成了传销人员的又一处“圣地”。而这里的传销模式，主要是“民间互助理财(交49800元，赚360万到450万元)”和“1040工程(交69800元赚1040万)”两种。

被解救的传销人员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周伟民46岁，湖北人。大约七八年前，他到乳山参与“1040工程”被骗几十万后，一直没敢回家，住在银滩一处200多元的出租屋内。相比很多传销难民，周伟民有些特殊——他先后两次被骗入“组织”。第一次被骗后，他和很多人一样，靠打零工维持生计。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多时，他又上当了。

　　有个背景是，银滩空置房很多，当地政府一直谋求转型之路，并把重点放在健康养生养老产业上。该政策很快被传销人员利用起来。大约2017年上半年，周伟民正在一个小区做保洁，一个“难友”兴奋地告诉他，“我们有救了，现在有政府支持的养老项目可以做。”

　　刚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周伟民是有些迟疑的，可他太想翻身挣大钱了。简单了解后，他得知这个项目的操作方，是威海当地一家养老服务公司。周伟民去听了这个公司的养老项目课程。在这节课上，他看到了一些眼熟的传销难民，大家似乎都想抓住这个机会。老师讲课时也说，“我们主要就是要将传销难民引上正路”。

　　该项目的投资方式也简单——参与者先交5万元。获得入会资格后，再去发展下线，每个下线要交3300元，最高能发展六级。交了钱的人，会领到一个5万元的积分卡，可以优先预订公司养老床位、网上购物、租车等。1个积分能抵1元钱使用。

　　按照老师的说法，交了5万元入场费的人，能在公司终身养老，然后从层层下线身上去挣提成，“每个会员每年至少能分300万元。”

　　周伟民当时的生活捉襟见肘，可“终身养老”的说法太诱人了。于是他通过借钱、网贷等方式交了5万元。交完钱后，公司承诺的养老服务一项也没兑现。他每次催促，对方就让他赶紧发展下线。

　　周伟民一个下线还没发展起来，2017年底，该团伙被打掉了。事后他才得知，这个“养老传销”项目在半年时间里收了1800多万，约有5000人卷入其中。

传销窝点的人员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“我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差点没跳进海里。”周伟民意识到，自己离湖北老家更远了。原本，他还与少量朋友保持联系。这次事件后，他换掉了手机号，不仅躲着借给他钱的人，连网贷催收也置之不理了。

　　第二次被骗，周伟民的心态彻底垮了。

　　之前，他还有出去工作的动力。这次欠下更多钱后，他没有打工欲望了。直到没钱花了，他才去打几天短工，赚够每月房租和饭费后，就独自回到出租屋，看电视、酗酒。这样过了三四年后，周伟民觉得自己走出来了一些，但他仍然不和家人、朋友联系。他送过快递、打过零工，但做得都不开心。

　　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2021年底，周伟民从短视频平台接触到了反传销。

　　反传销，顾名思义就是受传销人员家属委托，想办法将被骗亲人找回来，“根据实际情况，每次收费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。”在网上学了些技巧后，周伟民开了工作账号，就算开工了。原本，他把这份工作想得很简单，但发现过来咨询的人并不多。他逐渐了解到，反传销这个行当，从2006年就有了，多年运作下来，入行者越来越多。

　　周伟民接到的第一单生意，是一个山东人出了8000元，让他去广西北海解救自己的弟弟。因为客户给了相对明确的地址，周伟民没费太大力气。到了北海，他花1000元雇了几个年轻小伙子，找到传销窝点老板让放人。那个老板比较怂，怕报警，很快放了人。

　　后来的几单生意就没那么好做了，要么是位置太模糊，要么是对方被深度洗脑不愿回家。遇到这种单子意味着，要费很多精力但挣不到多少钱。“如果没给客户(把人)带回来，人家只负责路费。”周伟民觉得，这份工作并没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太大改观，他还是那个从传销组织出来就回不了头的难民。

　　这些年，他没和家人联系过，也从没收到家人寻找他的信号。在湖北老家，他有老婆和孩子，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跟别人过了，“即便那样，也是我咎由自取。”特别想家的时候，他会打开短视频平台，在搜索栏输入家乡的名字。

　　那些操着家乡口音的视频跳出后，周伟民泪流满面。

　　2023年春节之前，常诚结束了流浪，选择回到老家。对于他的出现，哥哥和侄子表现出赤裸裸的嫌弃，“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，一把年纪被骗去传销!”村民们也在背后指指点点。常诚再次想要逃离，像当初逃离传销窝点一样逃离家乡。

　　(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)